溜上来看见老师说，祂和教法的安危都不值一提，唯有我们的安危是祂最在意的。这种时候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所以就，啥也不说。
我想说点我个人的其他想法。也算一个心路历程。
我20年前在南方某报系工作过好多年，那是这个报系最鼎盛的时期。有一年评选公共媒体还是啥的，忘了，我们那个系，前四名里占三席。其中两个媒体我都工作过。当时觉得自己很有职业荣誉感吧？总而言之，当年我是妥妥的大右派。
后来，2013年，我辞职回家读近代史，越读越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梁启超写过一本《李鸿章传》，起头说：“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。举天下人而恶之，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？举天下人而誉之，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？”又说：“誉满天下，未必不为乡愿；谤满天下，未必不为伟人。语曰：‘盖棺论定。’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、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。各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？”
反正就是，说好的未必好，说坏的未必坏，而且长时间没有定论。然后他给李鸿章定了个性：时势所造之英雄，而非造时势之英雄。
梁启超这个人我是很敬佩的，他的肾坏了去协和医院做手术，协和医院给他割错边儿了。他阻止子女与协和医院为难，说手术这种新事物，需要支持和推广。坦然就死。
当年我读《李鸿章传》的时候，觉得这种语言简直是掷地有声啊。等在家读了两年书，就只有一个感想：文人浅薄。学者浅薄。实在太浅薄。文人误国。不堪一提。
国家气运所在，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风雨飘摇，是他愿意去签那些协议的吗？他操办洋务，其筚路蓝缕，其艰辛，其困顿，真的不可想象。道格拉斯·诺斯发明了个什么“嵌入式制度软约束”，唐德刚说了个什么，大概意思是，2000年帝制对国民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，一时间很难改变，你让他怎么去造时势？？文人如椽巨笔，实在太轻飘太轻飘了。浅薄轻飘且自以为是到令人反感。前几年中美在阿拉斯加会谈，互相破口大骂，我当时想：李鸿章若泉下有知，定当老泪纵横。可是，李鸿章这个人，有半合肥、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。
再后来，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，所谓的公共媒体，臭大街了，就不细说了。事实证明，国家没有采取那些建议，多么英明正确。我真是为当年的自己感到脸红。
——我想说的是，我真的没有能力评价国家政策。太没有太没有太没有了。我想我们大多数人，如果没有辱没您的话，可能也许大概，都和我差不多吧。国家目前这个局面，我真的是很从心底里拥护政府的。
国家制定一个政策，有他的初衷。这个政策可能不能完全妥善地方方面面兼顾，我们要理解，且服从。甚至，决策的人，不能从真理、解脱的高度认出真理敬仰真理崇拜真理，只是在管理社会。这也会造成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和事情。
可是我想，我们从内心深处不要把爱国家和爱老师爱真理对立。没有对立情绪，才能更好地保护真理，保护老师。因为你如果态度激烈，语言对抗，形成冲突，那，这会算到谁头上？没有对立情绪，就不会害怕。态度从容，语气平和，就事论事，如实反映。
正如老师所言，我们没有结社、没有资金往来、没有试图在世间形成势力、我们素未谋面，从未见过文章作者，就是网络流传。理当不该有危险。而且从那些工作人员的话来看，人家也没有定性。
可是，层层的工作人员，也许人家具体执行有偏差，态度有问题，甚至，就是冤枉我们，就是定性了，那么我们怎么办？
退一万步讲，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不测怎么办？我想，那就是我们真正践行接纳与宽恕的良机。彻彻底底接纳，彻彻底底宽恕，坦然平和，理解容纳，不计得失。这才是真理追随者该有的风范。别人的态度、语言、行为和认知，都是别人的事儿。我们不能跌份儿，给老师丢人。
如果说的不对，不妥当，我就删除了。
老师：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国家，因此，即便自己被误会，被无辜躺枪，也无所谓了。